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
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９号）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已由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水域、滩涂和国家规定由本省实施渔业监督管理的水域从事养殖、捕捞等渔业生产活动以及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采取措施，加强水域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 渔业生产实行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渔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先进技术，提高渔业科学技术水平。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渔业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建立渔业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监督体系，推行渔业标准化生产，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水生动植物防疫和检疫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组织实施本条例。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渔业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重要渔业水域、渔港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上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下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协助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管理工作。
第七条 本省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跨市、县的或者两个以上市、县共同生产作业的渔业水域、滩涂，由共同的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或者由共同的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有关的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第八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和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章 养殖管理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对水域、滩涂利用的统一规划，会同交通、国土资源、建设、环保、水利、农业、林业、海事等有关部门，制定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防洪、防风等规划相衔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商品鱼生产基地和城市郊区重要养殖水域的保护，划定养殖保护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所辖水域、滩涂养殖容量的调查评估，根据养殖区域的自然承载力，确定养殖容量并实施监控和管理。
第十一条 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水域、滩涂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 承包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依法签订承包合同后，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领取养殖证，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注册登记后，发给养殖证。养殖证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需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从事养殖的单位和个人需持有养殖证方可申请水产品原产地证书、无公害水产品基地资格等。
第十二条 核发养殖证应当符合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规划和区域养殖容量要求，并优先安排以下当地渔业生产者： （一）养殖水域、滩涂毗邻所在村、乡（镇）的； （二）因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从捕捞业转产从事养殖业的； （三）因养殖规划调整另行安排养殖场所的。
第十三条 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
第十四条 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按照养殖证许可使用的范围进行生产； （二）合理使用渔药、饵料、饲料、添加剂，并做好使用记录，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渔药、饲料、饵料、添加剂等； （三）不得向养殖水域倾倒生产、生活垃圾； （四）及时合理处置被污染或者含病原体的水体和病死养殖生物，防止病害传播； （五）防止对水域生态系统有危害的养殖品种逃逸。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发展无公害水产品养殖，并加强监督管理。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并协助做好无公害水产品认证。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养殖的水域环境、水质状况、水生生物毒性和疫情等的监控，并对水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养殖品种和方式予以限制。 养殖水域环境遭到污染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或者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暂时关闭养殖区域。
第三章 水产苗种管理
第十七条 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生产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从事生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在收到申请后三十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对不予许可的，必须书面说明理由。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实行分级分类审批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应用良种良法，按照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和标准进行生产，建立生产和技术档案。 生产和销售的水产苗种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销售的水产苗种应当附有质量合格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产苗种质量的监督管理。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生产和销售单位进行苗种质量检测，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生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应对辖区内水产品批发市场、水族馆等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经批准拥有高危水生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第二十一条 进口、出口水产苗种、亲体以及从境外引进水生生物物种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从境外引进的水产苗种、亲体及其他水生生物物种，必须在指定的场所养殖、孵化，需转售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水产苗种进口、出口必须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检疫。
第四章 捕捞管理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发展远洋捕捞业，并根据渔业资源的可捕量合理安排近海捕捞，严格控制沿岸渔场和江河的捕捞强度。
第二十三条 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实行捕捞限额制度。 毗邻海域捕捞限额的分配方案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国家和省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捕捞限额总量由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他江河、湖泊的捕捞限额总量由相关市人民政府确定或协商确定。捕捞限额的分配方法和分配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严格控制捕捞渔船的数量和功率。新造、改造、进口、购置渔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审批手续。
第二十五条 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申领渔业捕捞许可证。 海洋大型拖网、围网作业以及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作业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第二十六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发给捕捞许可证： （一）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二）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三）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捕捞许可证，应当与上级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相适应。
第二十七条 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休渔期、禁渔区等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和渔船作业规范；不得在航道、锚地设置碍航渔具；禁止在渔业水域倾倒、遗弃副渔获物、渔具。大中型捕捞渔船应当填写渔捞日志，按规定使用船位监控装置。未经批准，不得进入他国管辖水域作业。
第二十八条 因养殖、科学研究及其他特殊需要在特定的渔场、渔汛、使用特殊方法捕捞，或者捕捞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植物苗种、亲体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定置作业、采捕小贝类作业以及潜捕作业，不得跨县生产。确需跨县生产的，必须向渔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应当为其水上作业人员购买人身保险。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开展海上自救互救和船东互保业务。
第五章 渔业资源增殖和保护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稀有、濒危、珍贵水生生物资源及其原生地实行重点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管理的渔业水域进行统一规划，采取措施，加强鱼、虾、蟹等水生动物的产卵场、繁殖场、索饵场、洄游通道以及人工鱼礁区等重要渔业水域的保护。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人工增殖放流的监督管理。在渔业资源增殖保护区进行人工增殖放流，应当进行科学评估。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工鱼礁建设和人工鱼礁礁体以及礁区的保护管理。 人工鱼礁的建设实行规划论证和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单位和个人可以投资兴建准生态型、开放型人工鱼礁。
第三十四条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
第三十五条 在鱼、虾、蟹等经济水生动物产卵场和洄游通道建闸、筑坝等建设项目及水下开采的，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前应当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的渔业环境监测站，纳入全省环境监测网络。其监测数据，可以作为处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依据。 在鱼、虾、蟹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和养殖场等重要渔业水体不得新建排污口，已建排污口的应限期治理或搬迁。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
第三十七条 水工建设、疏航、勘探、爆破、兴建锚地、排污、倾废等不得损害渔业资源。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引导、支持从事捕捞业的渔民和渔业生产经营组织从事水产养殖、休闲渔业或者其他职业，对统一规划转产转业的渔民，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适当补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辖区内渔业水域和渔业资源状况划定游钓等休闲渔业区。 从事休闲渔业的船舶必须符合相应的安全适航标准，并经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检验登记。未经检验登记的，不得从事休闲渔业经营活动。 休闲渔业船舶安全适航标准及休闲渔业安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未依法领取养殖证或者超越养殖证许可使用的范围进行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妨碍航运、行洪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渔药、饵料、饲料、添加剂，向养殖水域投放生产、生活垃圾，以及不合理处理被污染或者含病原体的水体和病死养殖生物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销售的水产苗种、亲体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以及未经批准擅自从境外引进水生生物物种的，进口的苗种、亲体未在指定场所养殖孵化或者未经批准转售的，没收非法引进的水生物种、苗种、亲体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捕捞作业规范，在渔业水域倾倒、遗弃副渔获物、渔具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大中型海洋捕捞渔船未按规定填写渔捞日志或者未按规定使用船位监控装置的，责令改正。
第四十三条 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因水工建设、疏航、勘探、爆破、兴建锚地、排污、倾废等破坏渔业资源，造成损失的，致害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决定。 渔业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拒绝、阻碍渔业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核发许可证、分配捕捞限额的； （二）不按规定发给养殖证的； （三）不按规定公布苗种质量检测结果、捕捞限额分配结果的； （四）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五）养殖水域遭到重大污染不采取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滥用职权的。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按照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８日广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广东省渔业管理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所谓“婚姻诉讼分裂法”，就是规定对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分别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三种不同程序解决，使婚姻效力诉讼处于分裂状态的法律。
这种“婚姻诉讼分裂法”，不仅使相同性质的婚姻效力纠纷案件长期处于诉讼分裂状态，而且因其相互之间界限不清、执法权力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庞大的诉讼体系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当事人诉讼难、法院裁判乱的现象十分严重。为此，我极力反对这种立法，并主张废止“婚姻诉讼分裂法”，故写了《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1]
有关“婚姻诉讼分裂法”产生原因、理论缺陷、废除理由和改革方案等，我在《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仅就“婚姻诉讼分裂法”在司法实务所造成的危害，予以介绍。
“婚姻诉讼分裂法”最大弊端就在于执法权力配置不合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职能交叉，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界限混淆不清，使享有执法权的机构因无执法能力或功能而无法执法，而有执法能力的机构因没有赋予执法权而不能执法，从而导致诉讼效率低下，浪费司法行政资源。更重要的是，由于职能交叉，界限不清，当事人无法选择诉讼路径，甚至出现了“有婚离不了，无婚摆不脱”等诉讼无门现象。同时，法院也因民事与行政审判诉讼程序不同，判断标准不同，判决结果混乱不堪。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几个主要危害或弊端举其要者而述之。
一、诉讼机制上的交叉和界限不明，造成当事人选择诉讼路径上的困难
由于婚姻诉讼程序不统一，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选择诉讼路径和具体程序。如当事人的婚姻无法维持时，往往是先通过民事起诉离婚，如果因程序瑕疵被拒绝受理或驳回起诉后，再到婚姻登记机关要求撤销婚姻登记，婚姻登记机关拒绝受理或拒绝撤销时，则再提起行政诉讼，一个案件总要来回跑若干圈。尽管如此，有的案件最后还是无法解决。如金湾一妇女20年前（1994年前）用假身份结婚，现在想离婚便提起民事离婚诉讼，但一、二审均以婚姻登记程序瑕疵为由驳回起诉。[2]而通过行政诉讼，不少案件也被驳回。如董树清起诉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案。董树清与李光美于2007年11月26日持户口簿和身份证在江津区珞璜镇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手续。第二天，李光美不辞而别，董树清向公安机关报案，江津区公安局珞璜派出所将其抓获，查明其真实姓名为李光美，现已结婚，并有一个11岁的子女，其提交给婚姻登记机关的名为“杨晓丽”的身份证和户口信息是假的。董树清于2010年3月24日向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提出撤销结婚证的申请，要求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撤销或变更结婚登记证书。2010年4月6日，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以不具有撤销结婚登记的职权为由，书面答复董树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申请，并建议董树清向法院起诉解除与“杨晓丽”的婚姻关系董树清。董树清起诉到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一审法院认为，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并不享有基于重婚而撤销结婚登记的职权。故判决驳回董树清的诉讼请求。董树清不服上诉，二审认为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正确，上诉人最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
像上述案件，当事人在诉讼前怎么知道如何划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案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更可怕的是，像这样的案件，当事人经过千辛万苦的诉讼，最终还可能是一个无果而终的结局。如前述案例一，民事诉讼被驳回后，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因其已经20多年，显然面临超过行政起诉期限而遭驳回起诉的危险。这样，当事人就彻底丧失救济途径。即使行政诉讼违法受理并撤销了婚姻登记，当事人还存在事实婚姻仍然没有解决。对此，当事人是否知道这一法律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恐怕也是一个未知数。前述案例二，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被法院驳回，并要求当事人“最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但目前对程序瑕疵婚姻民事程序一般是不受理的，如果当事人再走民事程序，也可能会拒绝受理。那么，当事人又该怎么办呢？
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裁判标准不统一，导致判决结果混乱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两者的审查对象、判断标准、适用法律不同，从而造成相同案件有不同的结果，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裁判十分混乱。如在民事诉讼中，无效婚姻情形消失，则婚姻有效。而在行政诉讼中往往以登记违法宣告无效。如2012年乐清市人民法院宣告了一起重婚情形消失13年的婚姻为无效；[4]2013年双峰县法院也宣告了一起重婚已经消失的婚姻无效。[5]还有他人代理结婚登记，其婚姻效力主要涉及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在民事诉讼中，不仅不违背意愿的婚姻有效，而且可以比照胁迫结婚的规定类推，其撤销期限也只有一年。而在行政诉讼中，一般不受期限限制，而且多数都以程序违法撤销。有的虽然没有撤销，则判决确认违法，其婚姻有效与无效处于不明状态，婚姻效力并没有解决。
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因其功能所限无法受理或正确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由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功能无法适用婚姻效力纠纷，许多瑕疵婚姻效力纠纷或者无法进入行政程序，或者进入行政程序后无法得到正确处理。
1、无法进入法院诉讼程序
相当多的当事人因法院不受理此类案件，无法进入法院诉讼程序，当事人四处奔波，纠纷无法解决。如原告张荣华1996年与第三人共同生活，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第三人也于2008年8月离开原告各自生活。2012年2月原告在家中整理物品时发现一本原告与第三人的结婚证，原告便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法院撤销原告和第三人的结婚证或确认其婚姻登记无效。2013年5月，遂平县人民法院则以超过法定期限，判决驳回了原告起诉。[6]原告由此丧失了救济路径，其婚姻是否成立或存在无法解决。又如福建一陈姓女子“被结婚”后无法登记结婚，为了不耽误选好的结婚日子，她只好先举行了婚礼。随后小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他人冒充自己身份的婚姻登记，则因超过诉讼期限法院不予受理。 2013年小陈已怀孕近8个月，仍然结不了婚。[7]
象这样的案件相当多。如南宁七星区男子9年前借同名同姓身份证去登记 如今难离婚。[8] 《结婚证上老公是别人 女子不知如何摆脱荒唐婚姻》、[9]《一男子被陌生女子假结婚骗财想离婚还离不成》、[10]当阳市一女子身份证被人冒领结婚证，奔波4年不能结婚，[11]等等。有的甚至在无赖时，通过新闻媒体呼吁，寻找办法。如温岭箬横的金某与一位贵州籍女子登记结婚并生子。后来女方出走8年，因女方的身份有问题无法离婚，金某便通过《台州日报》发布信息，希望看到报道的好心人能帮他出出主意，让他早日离婚。[12]
2、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而无法得到正确处理或有效处理
有的案件虽然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但因行政诉讼功能限制而无法得到正确处理或有效处理。
如江苏靖江市的殷福娣女士在丈夫江洪海死后才知道自己早已“被离婚”，其丈夫又与张银结婚。由于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涉及到殷福娣的身份关系和继承等重大财产权利，殷福娣便分别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自己与江洪海的离婚登记和江洪海与张银的结婚登记。该案历时4年，七个执法机关（三级法院审理、三级检察院抗诉，民政机关充当被告）参与诉讼，法院先后下达八个法律裁判文书。2013年6月靖江市法院终于通过再审确认民政局为江洪海与张银颁发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13]
有关媒体对该案再审进行了大量报道，都认为再审确认江洪海与张银结婚无效彻底解决殷福娣的法律障碍，可以使殷福娣的继承等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但这个案件实际上还存在严重问题，即殷福娣与江洪海夫妻关系，在法律上并没有得到解决。即先前殷福娣起诉撤销殷福娣与江洪海的离婚登记，并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法院以不宜撤销为由判决确认离婚登记违法。这个判决对殷福娣与江洪海恢复夫妻关系设置了法律障碍，再审判决虽然确认江洪海与张银的结婚无效，但并没有解决殷福娣与江洪海是否还存在夫妻关系问题。从法律上考察，殷福娣还需要对原来确认婚姻违法的判决进行再审，撤销殷福娣与江洪海的离婚登记或确认其离婚无效，才能真正扫清殷福娣作为配偶身份分割与继承江洪海财产的法律障碍。
因而，尽管这个案件“4年诉讼，七个机关参与，八个裁判文书，案件还是似了未了”。 [14]
还有一些案件，因行政机构变迁，当事人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被告，往往因被告主体错误而被驳回起诉；或者因法官对被告主体认识错误而被驳回起诉。更为严重的是，有的通过一审、二审，行政诉讼虽然受理案件，但却无法有效解决。如上诉人钱××上诉称，其于1992年11月30日与一自称来自贵州省大方县响水乡出生于1965年7月12日名“张云某”的女子在湖州市郊区横街乡人民政府登记结婚，湖州市郊区横街乡人民政府是登记结婚并发给其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人；湖州市郊区横街乡人民政府已被撤销，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即被上诉人湖州市××区××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而根据相关规定在婚姻证件的发证机关一栏上套印浙江省民政厅的章，只是婚姻证件的制式要求，浙江省民政厅并非作出婚姻登记的行为主体。故请求本院依法进行立案审查。此案虽然于2013年年9月24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长兴县人民法院（2013）湖长行初字第3号行政裁定；由长兴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15]但当事人1992年11月30日结婚，也面临因超过行政诉讼期限而被驳回，或者虽然撤销了登记婚姻，其事实婚姻效力并没有解决，还需要通过民事程序解决。那么，无论是哪种结局，行政诉讼都只是白白消费了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而已。
类似上述案件举不胜举，就在最近几天，仅《现代快报》和中国法院网又登载的三个案例。这三个案例当事人都是“婚姻诉讼分裂法”的受害者——有婚离不了 。
【案例1】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的兄弟俩互换身份证结婚，12年后的现在，嫂子想离婚则离不了。这桩离婚诉求僵持了3个多月，至今还没法解决。其原因是：民事诉讼法院不受理；民政无法撤销；行政诉讼则面临超过起诉期限。[16]
【案例2】2001年12月孙某和吴某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也没有填写婚姻登记材料的情况下，通过关系取得盖有永新县里田镇民政所公章的结婚证书，后生育一子。因感情纠纷，2011年吴某以同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纷分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孙某的同居关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永新县里田镇民政所在2001年12月根据孙某和吴某的身份情况向双方颁发了结婚证，婚姻登记合法有效，驳回了吴某的诉讼请求。随后，吴某向永新县民政局申请撤销其与孙某的婚姻登记。登记机关撤销了婚姻登记。孙某遂向永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以程序违法，撤销了婚姻?O飞机机关的决定。[17]。这个案件民事驳回，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机关的决定，但当事人的婚姻效力还是没有认定或解决，当事人还的另行打官司，不知还要遇到多少周折。
【案例3】原告朱开源与被告韦安娜于2010年8月23日经他人介绍相识，2010年10月11日在灵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登记当天，韦安娜要朱开源给其7900元回家办嫁妆，但韦安娜拿钱走后，再也没有回头，打电话也不接，朱开源来到韦安娜的娘家也找不见人，两年来杳无音信。朱开源和韦安娜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也未生育有小孩。2011年3月4日，朱开源到灵山县沙坪镇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将此案作为诈骗案立案调查。2013年2月4日，朱开源到灵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查询，获悉：韦安娜不但与其登记结婚，而且在2009年12月21日的时候便与吴秋英在宾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在2010年3月5日又与黎如其在贵港市覃塘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韦安娜在登记结婚时向灵山县民政局提供的身份信息，后经贵港市公安局港城派出所核查无此人。原告朱开源认为被被告骗婚，要求法院判决两人的婚姻无效。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不属于无效婚姻范围。遂判决驳回原告朱开源的诉讼请求的判决。[18]该案诉讼被驳回，当事人又该寻求什么途径解决？又将是一个路漫漫或者无法解决的结局！
3、实体处理错误的案件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