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
（2004年4月28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004年5月29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了促进人民防空建设，有效组织人民防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市人民政府、武汉警备区领导本市人民防空工作。各区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领导本区的人民防空工作。
市、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开展人民防空工作。
市、区计划、建设、规划(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人民防空工作。
第四条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建设纳入同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照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平战结合、方便群众的原则制定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和通信警报建设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同步组织实施。
第五条人民防空经费由国家和社会共同负担。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负担人民防空经费。
人民防空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
第六条鼓励、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建设人民防空工程。
第七条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规划与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的需要，其口部等关键部位和重要设施应当符合人民防空防护标准；有条件的，还应当与邻近的人民防空工程相连通，逐步形成城市地下防护空间体系。
第八条市、区人民政府会同同级军事机关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防空袭方案及实施计划，必要时可以组织演习。
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在市、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指导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防护方案和应急抢险抢修方案。
第九条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确定的人民防空工程口部和出入通道，规划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预留。
已建人民防空工程的口部数量和口部地面用地面积与其用途不相适应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向规划部门提出调整申请，规划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调整。
禁止在国家和省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地面控制用地范围内和人民防空工程口部专用通道建造建筑物和构筑物。
第十条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质量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
人民防空工程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设计、施工。
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进行审查。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经审查的设计图和施工程序进行施工，市、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竣工验收，并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第十一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防空地下室。
新建防空地下室的抗力等级和战时用途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二条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但受客观条件限制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修建的，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按照省规定缴纳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统筹安排易地修建：
（一）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3米（或者不足规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的；
（二）因建设地段房屋或地下管网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
（三）按照规定应建人民防空工程面积小于民用建筑地面首层面积的；
（四）在建筑物下只能局部修建防空地下室，达不到规定指标的；
（五）建在暗河、流沙等地质条件差的地段的民用建筑。
第十三条除国家规定的减免项目外，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批准减免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和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
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的收取标准应当公布。
第十四条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纳入财政管理，专项用于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第十五条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修建防空地下室审批手续或者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的，规划、建设部门不得办理其建设项目规划和施工的发证手续。
第十六条凡依法占有、使用和管理人民防空资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人民防空资产登记手续。人民防空资产发生转移、变更时，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对用于人员掩蔽的人民防空工程和具有一定防护能力的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地下商业娱乐设施、地下停车场、地下过街道、共同沟等地下工程，建有或者使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出入口处设置统一规范的标识；标识破损、丢失的，设置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更换、补设。
第十八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人民防空工程进行经常性维护管理，使其保持良好使用状态。公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维护管理；其他工程由占有或者使用单位负责维护管理。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建立规章制度，明确维护管理职责，确定维护管理人员，加强人民防空工程的维修养护和设备设施的更新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和倾倒废弃物，不得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和储存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第二十条人民防空工程除防空指挥所等重要工程外，在保障其防空效能的条件下，鼓励平时予以开发利用。
平时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符合消防安全的有关规定，不得擅自改变人民防空工程结构，不得拆除、损坏设备设施，不得影响其防空效能。
人民防空工程，战时应当服从防空需要，统一调配使用。
第二十一条平时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到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登记；变更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权的，应当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十二条人民防空工程（含配套设施及附属工程）建设和平时开发利用所涉及的税费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给予减免或者优惠。具体减免和优惠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人民防空指挥工程、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以及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因城市经济建设、市政建设、旧城改建或者整理储备土地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由拆除单位负责依法补建或者补偿。
第二十四条人民防空指挥通信、警报网络应当逐步与军队的侦察、预警系统形成一体化网络，并与地方电信网相连通，平时应当为城市防灾救灾和应急救援服务。
第二十五条人民防空通信和警报所需的电路、专用线路和使用频率，相关部门必须予以保障，其他部门和个人不得占用。通信警报免缴频率占用费。
第二十六条规划部门应当根据人民防空警报建设规划，会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确定设置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的具体位置。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确定的具体位置，在建筑物上预留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的位置，修建相关基础设施，并在其顶层提供警报设施专用房和线路管孔、电源。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安装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二十七条人民防空警报设施设点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负责对人民防空警报设施进行维护管理，使其保持良好使用状态。
安装警报设施建筑物的权属发生变更时，原权属单位和取得权属的单位，应当到所在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移交手续。
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拆除、迁移人民防空警报设施。
第二十八条每年10月25日进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试鸣。确需改变防空警报试鸣日期的，由市人民政府另行确定。试鸣五日前应当发布公告。
通信、广播、电视系统和其他有关部门的通信系统，应当在每年的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时优先传递、发放人民防空警报信号。供电、公安、新闻等有关单位应当配合人民防空部门做好警报试鸣其他相关工作。
第二十九条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根据人民防空需要，按照国家规定组建群众防空组织。
群众防空组织战时承担人民防空任务，平时协助有关部门担负抢险救灾任务。
第三十条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颁布的训练大纲，制定群众防空组织训练计划并组织实施。
群众防空组织按照上级训练指示，组织集中脱产训练或者结合生产、工作开展训练，并根据情况组织综合演练或者演习。所需装备、器材和集中脱产训练的生活补助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特殊的专用训练器材设备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供。
第三十一条人民防空疏散由市、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
人民防空疏散应当根据国家发布的命令实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行动。
第三十二条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疏散、掩蔽计划，必要时可以组织演练，指导单位和个人辨别防空袭警报音响信号，熟悉疏散路线、掩蔽场所。
第三十三条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民防空预定的疏散地建设，做好城市疏散人口安置和物资储运、供应的准备工作。
第三十四条各级教育部门应当将人民防空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的人民防空教育，由所在单位列入职工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村和社区开展群众性的人民防空教育，并列入村和社区教育计划。
第三十五条市、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人民防空教育的指导和检查。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等部门应当协助开展人民防空教育。
第三十六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按审批图纸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或者不按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或者补缴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可以对个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不按规定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的；
（二）不按经审查通过的设计图和施工程序进行人民防空工程施工的；
（三）不按规定办理人民防空工程有关登记的；
（四）毁损人民防空工程标识的；
（五）毁损、丢失、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其他有关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九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本条例所称重要经济目标，包括重要的工矿企业、科研基地、国家级开发区、交通枢纽、通信枢纽、桥梁、仓库、储罐、发电厂、电站、水库和供水、供电、供热、供气设施等。
民用建筑包括除工业生产厂房及其配套设施以外的所有非生产性建筑。
第四十一条本条例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
日本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1]
一、 背景简介
化学武器是指利用某些化学物质对人类和生物的毒作用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有毒物质多转化为气态，所以又被称为毒气武器。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着手研究和制造化学武器，在三十年代初即成为世界上有数的拥有化学武器的强国之一。为了实现吞并邻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纳了日本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的献计，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侵华日军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对中国军民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为补充其细菌战折大量需求，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的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我国６３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 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２０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
据统计，有据可查的就有２７万无辜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还没有统计进去。由于疫病蔓延造成各地流行的，以及形成新的疫源地后造成多年疫病的流行，其死亡人数更是不计其数。
七三一部队是侵华日军设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也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部队，资料证实，这支部队在长达１２年的时间里，疯狂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并在至少５０００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1]。
日军的化学战一方面是违背国际公约的历史问题，一方面是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危害的现实问题（遗留武器造成损害的民间索赔），而两方面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结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对日军的化学战进行分析，并阐述日本应就此承担的国家责任。
二、 日本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理论分析
（一）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作战原则和规则的规定：
战争法是在战争中调整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关系的准则[2]。其主要内容有战争的开始和结束的规则、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中立法和惩治战犯等。其中，规范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仅适用于武装冲突，其目的是在不违背军事需求和公共秩序的条件下确保对人的尊重并减轻由战争所带来的痛苦。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确立了如下原则：
1、 区分原则（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1) 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保护平民，在交战中不得将其作为攻击对象。
(2) 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是否参与武力争斗来区分，不得将非战斗员作为攻击对象。
(3) 区分战斗员中有战斗能力和丧失战斗能力的战斗员：不得将后者作为攻击对象。
(4)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得攻击民用目标和民用物体。
2、限制原则（principle of restriction）：要求交战国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遵守战争法的限制，不得实施法律所禁止或限制的方法和手段。
3、相称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要求交战者所使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应与预期的，具体的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称。
4、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ity）和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不得以“军事必要”来诋毁或破坏战争法规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不可以以条约无规定为由违反战争法规的义务。
同时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下列作战手段和方法：
1、 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
2、 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就是不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战斗员和平民、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加区别地使用武力。
3、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指禁止使用旨在可能改变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手段或方法。
4、 禁止使用背信弃义的作战手段和方法：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7条规定：“禁止诉诸背信弃义行为以杀死、伤害或俘获敌人。以背弃敌人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使敌人相信有权享有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的行为。”
（二）日本侵华战争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分析：
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Ａ 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
属于这种情况的如１９３８年的宜昌作战、武汉作战等。由于这种战役规模比较大，日军有计划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在战争中进行化学武器实验，所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包括准备和实际使用的化学武器的种类和数量等。
Ｂ 在一般性的战争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日军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偶然留下记录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已没有具体的记载。当时双方的战争参加者虽然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有所涉及，但是难以找到具体的数据。
Ｃ 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
日军对当时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扫荡时，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敌后根据地和日军与抗日力量相持的地区。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对此有所记载，但更多是反映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当时，“毒瓦斯”这一名词也在民间流传，就是由于这一原因。
第一、违反“区分原则”和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1、 应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
2、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
平民和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对象。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应享有免受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对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或报复的对象。民用物体是指非军事目标的物体。对通常用于民用目的的物体，如礼拜场所、学校、房屋或其他住处，是否用于军事行动有怀疑时，该物体应推定为未被这样利用。禁止对平民居民所不可缺少的物体进行攻击、破坏、移动或使其失效，保护文物和礼拜场所，保护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如堤坝和核电站。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和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第27条规定：“在包围和轰炸中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全专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医院和病者、伤者的集中场所，但以当时不作为军事用途为条件。”日军在侵华战争过程中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人身伤亡，生化武器不仅针对我国人民解放军、民兵、志愿军，而且对普通居民也不放过。不仅针对军事目标，也对居民村落释放大量毒气，对该原则和规则的违反不言自明。
第二、违反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和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的规则：
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1899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规定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同年《海牙第二宣言》宣布禁止使用窒息性瓦斯或毒气弹之投射物。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也做了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的规定。1925年《禁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不仅重申了上述条约的规定，而且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正如前文所述，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２０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显然违反了该规则的规定。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和手段是战争法规的一项新规则。它是根据保护人类环境这一基本原则确立的。根据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改变环境的技术是指，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改变地球或外层空间的动态组成或结构的技术。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是指在作战中运用上述技术，以改变气候、引起地震或海啸，破坏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从而妨害居民的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生化武器的投放，在整个中国领土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污染。毒剂使得土壤受到污染，染毒土壤中含有毒剂及其降解物质，会严重影响土壤的生态平衡，进而影响动植物生长。大气和水源的污染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年8月4日在我国齐齐哈尔市发生的“芥子气”事件便是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后果。尽管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77年公约尚未订立，但根据马尔顿斯条款（Martens Clause）（见下文），日军仍应承担责任。
第三、违反“相称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战国不得进行过分的或不成比例的攻击，不得使用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作战手段和方法。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即使使用常规武器也足以实现其侵略的目的，而大规模的使用生化武器明显与其军事目标不成比例。
第四、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强行法，无条约规定不能免除日军义务：
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要求交战国未参加的国际条约，交战国不得违反其中的人道主义规则。另一方面，也不得以条约未规定违背人道主义义务。1899年和1907年两个《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序言中指出, “现在还不可能对实践中所出现的一切情况制度一致协议的章程，但另一方面，缔约各国显然无意使没有预见到的情况由于缺乏书面的规定就可以听任指挥官任意武断行事。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章程中没有包括的情况，平民和战斗员仍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之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则属于国际强行法范畴，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国际强行法为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接受与承认，以维护最重要的、全人类的基本利益和社会公德为主要目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具有拘束力，对任何与其相冲突的法律都有否决效力。因此，在二战中日本单方面退出大量禁止生化武器公约，并不能免除其承担国际义务。
第五、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关于保护战俘和战时平民的制度：
规定战俘待遇的公约在当时主要有：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根据公约的规定，战俘自其被俘至其丧失战俘身份前应享受人道主义待遇，不得将战俘扣为人质，禁止对战俘施加暴行或恫吓及公众好奇的烦扰；不得对战俘实行报复，进行人身残害或肢体残伤或提供任何医学或科学实验……。
根据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附件规定：交战国对继续居留在境内的居民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得把他们安置在某一地点或地区，以使该地点或地区免受军事攻击；不得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对他们施加压力，强迫提供情报；禁止对此等平民施以体刑和酷刑，特别禁止非为医疗的医学和科学实验；禁止实行个体惩罚和扣为人质……。
二战期间，日军组建的“731”毒气部队在至少５０００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公然违反。
三、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应承担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是指国家对其国际不当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原则上需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素。1、某一行为依国际法可归因于国家。2、一国的行为违背了该国负担的有效国际义务。根据上文所述，日军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了其所应承担的人道主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