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
卫生部 国家民委


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意见

卫疾控发〔2010〕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民（宗）委（厅、局）：

癌症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疾病，目前我国癌症每年发病人数约260万，死亡180万，癌症死亡人数占我国居民死亡人数的近1/4，过去30年我国癌症死亡率增加了80%。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老龄化进程日益加速，癌症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危害还将日趋严重，癌症已经成为消耗我国有限卫生资源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我国癌症高发地区多分布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某些癌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远高于其他地区。近年来，尽管我国的基本卫生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依然存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卫生资源仍然明显不足。癌症的发生对少数民族地区居民造成的危害更大，成为部分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实现健康公平、改善民生的制约因素之一。

癌症综合防治工作在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展多年，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的技术方案和工作模式，有效地提高了癌症早发现和早治疗水平，也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癌症综合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为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水平，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健康，本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和谐、维护团结稳定的原则，卫生部和国家民委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癌症综合防治重要性的认识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要充分认识癌症对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健康的危害，提高对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将癌症综合防治工作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切实加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促进各部门团结协作，建立监督考核机制，逐步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投入，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能力，改善居民健康，促进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

二、深入开展癌症综合防治工作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癌症综合防治工作，要坚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按照分地区、分阶段、有计划、有重点的原则逐步开展，以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为重点，全面带动健康知识普及、肿瘤登记、主要危险因素监测和规范化诊疗等癌症防治工作。

（一）继续加强癌症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少数民族地区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癌症相关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对本地区高发癌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程度，增强预防意识，提高对癌症早期症状和体征的认识，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癌症防治工作中的主动参与意识，降低主要危险因素的危害。

（二）加快推进肿瘤登记工作。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应积极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将肿瘤登记工作作为癌症综合防治的优先领域，建立肿瘤登记点，培养肿瘤登记队伍，开展日常登记工作，从政策、经费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统筹规划，逐步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肿瘤登记报告制度。

（三）逐步开展癌症主要危险因素监测。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探索建立癌症主要危险因素的长效监测机制，收集与本地区高发癌症相关的危险因素信息，建立癌症主要危险因素调查与监测制度，建立追踪和评价人群癌症主要危险因素变化的指标体系，动态观察癌症主要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为制定有针对性的癌症综合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四）切实抓好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应由当地卫生部门统筹安排、统一部署、分步实施。优先开展危害严重、筛查成本低、技术成熟、效果良好、人群受益面广的癌症早诊早治工作。根据医改精神继续做好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逐步开展食管癌/贲门癌、大肠癌、胃癌、肝癌和鼻咽癌的早诊早治。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可开展部分癌症的联合筛查，稳步提高癌症早诊早治效率和公共卫生服务效能。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示范区（基地），推动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全面发展。

（五）稳妥推进癌症规范化诊疗。卫生行政部门应根据国家相关癌症诊疗规范，结合本地区卫生资源状况，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癌症治疗的流程实施统一管理，对医疗卫生人员实施统一培训，切实落实癌症规范化诊疗，使癌症患者尽早得到准确诊疗，保证患者治疗效果，提高生存质量。

三、提高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保障水平

（一）建立健全癌症综合防治网络。建立健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县（旗）、乡镇癌症防治网络，充分发挥各级癌症防治机构的作用，制订科学、适宜、可行的实施方案，逐步开展肿瘤登记，危险因素监测，健康知识普及，行为干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及癌症病人的健康管理与康复等癌症综合防治工作。

（二）加快推进癌症综合防治能力建设。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癌症防治专业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技术骨干培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开展逐级培训，争取通过几年的努力，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贴近基层的癌症防治专业人才队伍，使癌症综合防治工作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持续、长久开展。

（三）不断加大癌症综合防治的投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癌症防治工作，在政策上对癌症防治工作给予适当倾斜，在资金上不断增加癌症防治的投入。重点支持科研、癌情监测、危险因素监测、宣传教育、癌症筛查和早期癌症治疗等相关工作。积极倡导多渠道筹资，利用商业保险、国内外项目支持等途径，鼓励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癌症防治工作。

（四）积极探索癌症综合防治费用分担机制。少数民族地区应积极探索癌症综合防治费用由国家、社会、个人分担的机制，进一步明确责任，积极推动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和癌症病人救治与医疗保障体系密切结合的运作模式，利用农村合作医疗、医疗贫困救助、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城市商业保险等多种医疗保障形式，建立有效的费用分担机制，提高筛查发现病人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促进群众参加筛查的积极性，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的实际困难，使早期发现的病人及时得到治疗。

四、加强组织协调，逐步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是一项涉及少数民族群众健康和利益的重要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应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工作协调、资源调配、动员群众等有关工作。为进一步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将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协调机制，协调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癌症防治工作，协调办公室分设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和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生行政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应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沟通和协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卫生部
国家民委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