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之诉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的分离与合并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我国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审判实践中的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在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同时，又要求抚养子女，还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将该数个诉讼标的合并于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诉讼法上叫做诉的合并。诉的合并包括诉的主体的合并与诉的客体的合并，离婚案件诉的合并诉讼的客体合并，即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几个各自独立的诉讼标的合并进行审理。

诉讼的合并是追求诉讼效率价值的结果，如有的学者认为，把两个或多个诉讼活动简化为一次进行，既节省办案时间和人力，也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免予诉讼。诉的合并的目的就在于简化诉讼程序，方便当事人诉讼，防止人民法院在同一问题上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同时，若是和并审理使得诉讼程序复杂化，造成审判上的不便，影响案件的及时公正的审理，又可以从合并的审理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审理，实行诉的分离。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诉的合并与分离作出强行性的规定，而仅在第126条中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离婚案件实践惯例实行诉的合并，除了从诉讼效率方面考虑外，更多的与我国婚姻家庭的实体法的立法体例有关，我国修订的婚姻法仍然是以婚姻、家庭、财产于一体的立法例，婚姻、家庭捆绑于一体的历史观念影响很大，造成实践处理离婚案件中，必须一并审理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的请求。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诉讼程序，同时也一并解决了当事人离婚后的后顾之忧。但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性的张扬，婚姻质量的重视，离婚自由得追求，对离婚案件的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也越来越暴露出合并审理的弊端：

首先，离婚案件实行诉的合并，增加了法院多余的劳动，也加重了当事人的诉累。

离婚之诉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及不同的权属争议，要对其进行合并审理，必须调查核实各个诉讼标的法律事实，考察各个请求的理由根据。所以说离婚案件合并审理的各个诉讼请求，不像共同当事人诉讼那样具有共同的诉讼标的或同类诉讼标的，也不同于有些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提出的不同诉讼请求的客体合并，该些案件的合并审理能够适用同一证据、同一诉讼资料、同一审判组织、一次查明案情、可以提高办案效率，避免重复劳动，节省费用；而离婚案件的合并，充其量只是省略了起诉、受理的程序，审理程序丝毫没有简化，相反还在很多情况下增加了法院多余的劳动、加重了当事人的诉累。因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是以离婚请求成立为前提，离婚请求不成立，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就不存在争议，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审理下去。而当事人在起诉离婚之后，其请求是否成立，只有等待案件审理完毕才可确定，但合并审理却又要求离婚之诉确定之前一并审理，这就造成法院有时审理离婚案件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查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情况、夫妻各自经济能力及小孩成长状况，最后却依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不准离婚的结果使得前面劳动全属徒劳，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法院多余的劳动，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同时，当事人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对离婚之诉是否成立更不清楚，为了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一旦进入离婚诉讼，就必需得为离婚之诉、子女抚养之诉及财产分割之诉多方搜集证据、准备材料，聘请律师等，这显然无端地加重了离婚不成立时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其次，离婚案件实行诉的合并，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

离婚案件离婚之诉、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之诉合并审理,必然造成该几项各自独立之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影响法院真正从各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事实及其理由出发，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公正的裁判。比如有时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考虑到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特别是赔偿问题的争议比较大，处理比较棘手，处理不当更加激化双方当事人的矛盾，为了省事，也就没有认真审查夫妻感情状况、没有以法定标准衡量双方感情是否破裂，而是简单行事，判决不准离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准离婚，导致夫妻双方自己也精疲力竭，有失法律公正地排纷解忧的审判功能。此外，实践中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即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另一方则坚决不同意离婚，除非在经济上给予相当高的赔偿。这些当事人其实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了解得很清楚，他们也知道，感情已经无法挽回，共同生活在一起也没什么意义，但他们害怕离婚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问题的处理对自己不利，于是宁愿牺牲自己的婚姻幸福，也不同意解除这种婚姻关系，最终还是造成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但法官为了缓解双方之间的对立情绪，往往判决不准离婚，或者在判准予离婚的同时，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方面向着一方倾斜，这也就造成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的诉讼处理得不公。其次，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情况比较复杂的案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的审理将会影响离婚之诉的及时审理。比如有的夫妻财产与大家庭的财产混合在一起，或者夫妻财产需要专门部门进行评估鉴定，对夫妻财产的分家析产或评估鉴定，将会严重拖延离婚之诉的审理，在这同时，也加剧了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离婚案件实行诉的合并,不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

相对于每一个诉讼标的，当事人都享有充分的陈述、申辩、举证、?证的权利。离婚案件中，合并审理离婚之诉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使得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附属于离婚之诉，其诉讼权利无法独立体现，也使得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得独立诉讼制度得不到充分的应用与发展，也无法保障当事人充分享有诉讼权利。第二位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的成立与否取决于第一位离婚之诉的成立与否，当一方当事人坚持不离婚的情况下，理所当然不会就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问题进行陈述、申辩及举证、质证，这对于那些感情尚未破裂，有望搞好夫妻关系的案件，可以成为夫妻感情尚好的一种外在表现，但对于那些感情确已破裂，无法再搞好夫妻关系的离婚案件，一方执意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问题拒绝陈述、申辩举证、质证的话，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这将导致当事人有违本意地放弃了自己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也有碍法院公正审理案件。

离婚案件几个诉讼标的合并审理，不符合合并审理的目的，且还存在诸多弊端，但实践中又难以打破以往合并审理的习惯做法，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具体明确离婚之诉原则上应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分案审理，并在实际操作中设计出具体可行的制度方案。

第一，离婚之诉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分别提出，分案受理，实行诉的分离。离婚诉讼的分离审理，可充分体现该诉讼的特性，也使得诉讼参与人能够严格依照婚姻基础、婚姻状况及婚姻前景等标准来衡量夫妻感情是否已经破裂，减少子女问题、财产问题对婚姻之诉的制约与影响，实现法律的公正审理。特别是增加了夫妻双方对婚姻问题的理性思考，有利于法院的调解，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二，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一并提出，合并审理。婚姻关系解除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问题一并存在，并且它们具有同质性，可以合并审理，且其审理应与离婚之诉具有连续性和补充性，连续性表现在离婚案件中已经查明的与合并审理相关的法律事实可直接引用，这当然是从节约司法资源考虑；补充性表现在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之诉是离婚之诉所产生的诉

诉讼，也就是婚姻关系解除后必需处理好的纠纷，所以说当事人大可不必担心婚姻关系解除后，其财产问题、子女问题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与离婚之诉分离，充分体现了其诉讼制度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也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的独立体现，有利于法院的公正审理。

此外，由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可以与离婚之诉分离而单独提出，这就为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提供了前提条件。《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18条第二项规定,双方要求离婚,但对子女抚养、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未达成协议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得条件一是双方确实自愿；二是双方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的处理。笔者认为，第二个条件的设立只是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的结果，协议的履行很容易产生纠纷，该限制性条款的规定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与离婚之诉分离并单独提出，这为婚姻登记机关取消双方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条件限制，扩大受理离婚登记得申请范围提供了前提条件，即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可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之后，就无法协商的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分割等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处理了离婚问题,相应的就减少依诉讼程序解决离婚问题,缓解了人民法院的压力.特别是在当前,离婚案件不断上升,但随着离婚自由的观念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对感情确已破裂的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现象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大，推行依行政程序处理双方自愿离婚的问题是有必要的，程序也更简便。

离婚案件实行诉的分离，不但不会使诉讼程序复杂化，反而会简化诉讼程序。分案审理离婚之诉及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之诉，公是在立案用审理程序方面分案进行，针对每个具体的诉讼请求的繁简情况，推行审判程序的简易审，更有利于简化各个分案审理的诉讼程序。当判决不准离婚的离婚案件，也就不用再花费精力去审查子女抚养用财产分害虫的问题；判决准予离婚的案件更有利于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子女抚养用财产分割。上述这些情况都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另外，若是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限制条件，扩大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则减少了依诉讼程序处理离婚问题，更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离婚案件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实行诉的合并审理。如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同意离婚，这时，夫妻关系的解除，基本上可以确定，当事人就可以在该离婚诉讼程序中，增加有关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诉讼请求，法院进行合并审理。



债转股实施中的法律失衡分析及重构设想

樊晓周 李燕毅


摘 要 本文从债转股实施中，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四者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角度出发，分析得出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失去平衡。据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各主体自身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对各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促进债转股的顺利实施。并设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退出市场后，建立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稳定、健康、高效的权利义务的三角平衡模式，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关键词： 债转股 法律失衡 重构

一项政策或者法律本身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同时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如果政策或者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关系分配失衡，或者权责不明确，不能合理平衡规范经济上的收益与风险。那么该政策或者法律背后的经济关系混乱必然导致设计目的的落空，或者至少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一、债转股实施中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失衡分析
目前，国有企业在实施债转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和障碍使得债转股处处受阻，根本上是由于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以下简称AMC）之间的权利义务机制上失去平衡。
（一）国有企业与AMC之间的法律失衡分析
转股企业和AMC之间，转股企业是债转股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不仅缓解了还本负息的压力，负债率下降，资本金也迅速扩大，多数企业很快就实现账面上的扭亏为盈，如果借债转股的机遇，进行资产重组，观念更新，制度完善，应该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而企业在债转股中的代价仅仅是把不高的红利分给AMC一部分。但是，部分企业虽然成为股份制企业，却没有明确的岗位分工，权力责任不明，观念落后，不能及时从市场调研、产品创新、管理科学等实质问题上做文章，又不能积极配合AMC的债权转移、股权转换，排挤AMC在企业的股东权利。这对于本来就有“免费午餐”心理，又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的企业来说，很容易产生不负责任的行为，对AMC的股东利益的实现形成威胁，可能使不良债权有转化为不良股权的危险。
AMC在通过债转股实施以后，原有的债权变成对转股企业的股权，对企业的约束明显降低，实现利益的途径只有获取红利和未来的股权转让，而这个途径赖于股东权利的充分行使。但是根据《意见》，AMC仅仅可以派员参加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却不参加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 。加上AMC作为新入股东，本身就有信息想对缺乏的不足，这显然不利于AMC实现股东权利。AMC的监督权也没有得到保障，不利于AMC促进企业进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改进。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在AMC退出企业，要进行股权转让时，股权本身存在瑕疵，影响AMC权利的实现，那就不可能达到AMC作为阶段性持股人并最大限度地盘活不良资产的目的。过大的压力（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支持，造成的权利缺陷，必然导致AMC想尽办法逃避责任，低质量完成任务。在债转股实务中，AMC不顾转股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强行合同约定转股企业定期回收股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
（二） 国有商业银行与AMC之间的法律关系失衡分析
“银行通过债转股，把部分不良资产出售给AMC，自己的规模缩小，但是质量提高，抗风险能力增强，同时恢复了银行资产的信用等级”。 而不良资产能不能盘活转嫁给了AMC。显然，在债转股的过程中，银行业是债转股的主要收益者之一。但是在债务转移的过程中，银行的义务就是把相关债权的凭证等文件移交。银行的不良资产按账面价值出售，而且出售所获得款项有国家财政担保。而事实上，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实际价值上远远低于账面价值，由此可见，银行所负的义务比较少，甚至把自身责任也转嫁给了AMC。这种不公平的权利义务关系，对银行来说，也酷似“免费的午餐”，很有可能进一步淡化银行在信贷过程中完善自己的审批监管等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从银行这第一条防线上减少不良资产的再生。而且银行的既得利益大于风险，对于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上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减弱，不利于银行自身制度的完善和应对风险能力的增强。对国有商业银行从长远的竞争力培养极为不利。
AMC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应该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规则自主经营，才谈得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在银行与AMC的不良资产转让过程中，AMC却被要求以远远高出市场实际价值的账面价值来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且在处置这些不良资产时，还要完成国家“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的任务。( 同上)这种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对于一个新入的市场主体（内部制度、岗位责任还不明确，而且人才方面资源不足等）来说，能不能完成所谓“目标”是个未知数。这种义务和目标压力过重，权利空间相对狭小，约束机制不明确，责任承担界定不清的情况，把AMC逼上绝路，为了完成指标任务，不得不去寻找一些“捷径”，譬如，简单的企业回购、折价拍卖、串通压价出售等等风险在所难免。银行与AMC这种权利义务的失衡，导致在不利后果上的互相推诿，国有资产面临着大量流失的危险。
（三） 国家和AMC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失衡分析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过高的负债率，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迅速增加与国家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密切相关。在债转股的过程中， AMC在债转股对象的选择上，不仅要受推荐，还要通过所谓的审批； AMC在收购不良资产的定价问题上遭到政府干涉；AMC和转股企业的股东权利上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等。更重要的是AMC实行债转股的法律环境相当恶劣：《公司法》对债权投资有所限制，对法人之间最高投资比例有所限制；《担保法》上禁止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的转让；《商业银行法》对金融分业经营的禁止；《证券法》、《票据法》也存在大大小小的限制 。虽然，国务院颁布《条例》，相关部门已有各种“文件”和“意见”，但是大家都明白，法规的效力明显低于法律本身，AMC一旦和相关主体产生法律纠纷，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很难实现自己的应有权益。何况，《条例》等法规和文件只是部分解决了上述法律冲突。那么如何保障债转股目的的如期实现呢？
在这对关系中，国家作为债转股的最终受益者，却不能履行自己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给予“债转股”和AMC一个合理的法律地位和相关权利，却仅仅的抓住某些行政权力不放，给一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AMC要安全有利地从转股企业内退出，从事更多的转股业务，必须有良好的外资和公民的投资环境，目前内需不足，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不能得到应有的满足，不会对股票市场产生太大兴趣。这对于AMC所持有股权的出售、拍卖、上市都形成障碍，而这些都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权责不明确、体制不健全，激励与约束关系不平衡，以及市场主体权得不到保障，都是国家在债转股过程中应尽的义务。而实际国家恰恰忽视了这些义务，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二、债转股实施中法律平衡的重构设想
既然法律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失去平衡，其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关系必然需要重新调整，而这种经济关系的有序化却反过来依赖于法律的修改和健全。
（一） 国有企业和AMC之间法律平衡的重构
在国有企业和AMC的关系方面，国有企业在接受债权转化的股权后，按照《公司法》等依法进行股份制改制（原为股份制企业增设新股权），应该以市场为导向，注重产品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外部权责明确，脱离国家行政控制。确立品牌竞争的观念，开拓市场，提高本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明确企业与股东关系，为股东的最大利益负责，而不是对主管部门负责。明确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以及企业于其他组织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积极履行义务，建立自身良好的市场信誉。
AMC方面，积极争取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尤其在股东决策、人事任免、资本运营与监督问题不能放松，争取转股公司能够在扭亏为盈的基础上，实现利润的进一步增长，同时积极履行作为股东的义务。促进企业在市场中的安全运营，不能随意抽逃资金，对AMC来说，不能强加给企业威胁企业正常发展的回购任务等。促进企业完善内部产品的换代升级，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保证所持股份的质量和竞争力，使所持股份增值。在AMC退出企业时，不仅能够保证企业良性发展，还可以为股权顺利转让准备条件。AMC应该慎重选择股权的转让对象，确保自己退出以后，转股企业能够良性发展。
（二） 银行和AMC之间的法律平衡重构
银行和AMC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也应该建立合理、平衡、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银行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应该如实提供所转不良资产的有关情况，比如债务人的资产状况、担保情况、信誉情况等，以便准确评估转让不良债权的真实市场价值，为AMC处理该债权相关的不良资产作充分的准备。银行不能把自己的“呆账”、“坏账”等超出相关文件和法律规定的“不良资产”之外的债权危机转嫁给AMC。在AMC对有关银行发行债券的问题上，严格按照《证券法》等施行。同时完善银行自身的信贷风险防范机制，明确内部治理结构中各自的法律责任。防止不良资产的再生。积极配合AMC对不良资产的盘活，给予尽可能的专业帮助。
AMC在不良债权的转移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市场规则和有关法律收购的不良债权，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故意压低转不良资产的转让价格，损害银行利益。保证不良债权评估过程中的信息真实，中介机构的费用按照法律法规与银行协议分担。债权转让过中的风险承担应该遵照民商法中有关风险的划分规定。AMC有自主处分所得债权的权利，比如追偿、重组、转股、上市等处置形式，但不能在此过程中损害银行的相关利益。银行与AMC之间各行其权，各尽其职，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市场平衡关系。
（三） 国家和AMC之间法律平衡的重构
目前，针对有关AMC在法律在效力上不能对抗相关法律的尴尬境地，应尽快制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为阶段性特别法，使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解决AMC自身在债转股中的制度性法律障碍。为了协调在债转股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其他的法律冲突，制定特别时期的《债转股特别法》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与风险冲突。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应该有权更根据市场规则运作，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不良资产收购和股东权利行使的问题上，遵循市场统一定价原则，不受干涉。针对AMC从事业务比较广，工作任务量大的特点，给予AMC自主的用人权，并制定合理的用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保证AMC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同时，国家应尽快解决资本市场上的法人股和国有股的合理流通问题，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国民参与股票市场，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尤其是有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外资和民间资本，为长远盘活资本提供有利条件 。促进证券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为AMC的顺利退出做准备。再者，尽快明确AMC中各个岗位的责任以及监督制度，防止相互推诿，无人负责的局面。
在债转股过程中，国家、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AMC之间实现权利义务上的平衡和良性运转，实现债转股两大目标的同时，为AMC退出以后，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的经济能够保持健康、稳定、高效等三角平衡关系做准备。

参考文献：

(朱建成，债转股的风险与规避，《发展论坛》2000.10)
(刘秉升，中国现阶段债转股的法律环境思考，《海南金融》，2000.10)
(范新成，债转股的风险及其防范，《统计与决策》，2000.07)
(彭真明、文杰，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定性，《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02)
(孔翔翎，债转股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浅议，《法律适用》， 2000.03)
(李平，论债转股的风险，《前言》，2001.02)
(李洪彦 彭清平《关于建立债转股风险防范机制的思考》，《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09)


——本文发表于《中外社科论丛》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