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外资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各外资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
现将《外资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需要，加强对外资保险机构常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机构（以下简称“代表处”）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依照本办法和《保险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的法律、法规对代表处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外资保险机构，是指在中国境外注册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协会及其他保险组织；本办法所称代表处，是指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境内获准设立并从事联络、市场调查等非经营性活动的派出机构。
第四条 代表处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其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

第二章 申请与设立
第五条 申请设立代表处的外资保险机构（以下简称“申请者”），应当为经其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批准设立的保险机构。
第六条 申请者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由外资保险机构董事长或总经理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致中国保监会主席的申请书；
（二）由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合法开业证明（副本）或注册登记证明（副本）；
（三）外资保险机构章程、董事会成员名单或主要合伙人名单或管理层人员名单；
（四）申请之日前3年的年报；
（五）中国保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营业执照”、“合法开业证明”和“注册登记证明”必须经其所在国家或地区认可的公证机构公证。
第七条 中国保监会经审查同意受理其申请后，发给申请者正式申请表；申请者应当自接到正式申请表之日起2个月内向中国保监会递交正式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任首席代表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和简历；
（二）由外资保险机构董事长或总经理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对拟任首席代表的授权书。
申请者在规定时间内未递交正式申请表，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第八条 申请者自提交设立代表处的申请材料之日起6个月内未接到正式申请表，视为其申请未予受理。
第九条 在中国境内已设立2个及2个以上代表处的外资保险机构，可以申请设立总代表处。本办法所称总代表处，是指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境内获准设立，对其在华所设其他代表处进行管理，并负责与中国保监会进行日常联络的派出机构。
总代表处应当在其原有代表处基础上设立。
第十条 申请设立总代表处的外资保险机构，法律地位没有变更的，申请者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由其董事长或总经理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致中国保监会主席的申请书。
申请设立总代表处的外资保险机构，因重组、分立或合并而发生法律地位变更的，申请者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第六条所列材料。
总代表处的批准设立程序及管理规定与代表处相同。
第十一条 经批准设立的代表处，由中国保监会颁发批准书，有效驻在期限为6年。代表处应当在批准之日起30日内，凭批准书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并到当地公安、税务部门办理居留手续和个人所得税登记手续。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在中国境内已设立2个及2个以上代表处的外资保险机构，若未设立总代表处，应当指定其中一个代表处负责与中国保监会进行日常联络。
第十三条 代表处名称应当依次由下列内容组成：“外资保险机构名称”、“所在城市名称”、“代表处”；总代表处名称应当依次由下列内容组成：“外资保险机构名称”、“驻中国总代表处”。
第十四条 代表处负责人应当称“首席代表”、“代表”、“副代表”；总代表处负责人应当称“总代表”、“代表”、“副代表”。
除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外，总代表处原则不再设首席代表。
除有特殊规定，总代表管理规定与首席代表相同。
第十五条 代表处工作人员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品行良好，无不良记录。
第十六条 总代表和首席代表若具有大学专科（含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总代表应当具有8年以上工作经历，首席代表应当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总代表和首席代表若不具有大学专科学历，应当具有10年以上保险从业经历。
第十七条 每个代表处外籍工作人员最多不得超过3人。
第十八条 代表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与任何法人或自然人签订可能给代表处或其所代表的外资保险机构带来收入的协议或契约，也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
第十九条 首席代表不得在2个及2个以上代表处兼任。
第二十条 首席代表应当常驻代表处主持日常工作。
第二十一条 代表处应当于每年2月底前以软盘形式（ｗｉｎ95或ｗｉｎ98中文版本）向中国保监会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应当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格式用中文书写。
第二十二条 代表处应当在每年其所代表的外资保险机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向中国保监会报送该机构上一年度的年报。
第二十三条 设立代表处的外资保险机构发生下列重大事项，代表处应当在外资保险机构公告后的一个工作日内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一）章程、注册资本或注册地址变更；
（二）机构重组、分立、合并、收购或主要负责人变动；
（三）经营发生严重损失。
第二十四条 代表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报中国保监会批准。
（一）更换首席代表。应当提交由其所代表的外资保险机构董事长或总经理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致中国保监会主席的申请书和对拟任首席代表的授权书，以及拟任首席代表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和简历。
（二）变更名称。应当提交由其所代表的外资保险机构董事长或总经理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致中国保监会主席的申请书以及相关证明文件副本。
（三）展期。应当在该代表处有效驻在期满2个月前提交由其所代表的外资保险机构董事长或总经理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致中国保监会主席的申请书，经审核批准后，代表处展期6年。
（四）变更地址。应当在地址变更1个月前提交由其首席代表签署的致中国保监会国际部负责人的申请书。
（五）撤销代表处。应当提交由其所代表的外资保险机构董事长或总经理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致中国保监会主席的申请书，经批准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并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代表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一）更换或增减代表、副代表、外籍和港澳台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被任命人员的身份证明和简历。
（二）代表处负责人离职。应当自其离职之日起3天内，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第二十六条 代表处经批准变更为总代表处的，原代表处自行撤销，并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第二十七条 经批准设立总代表处的外资保险机构，凡代表处撤销后，其驻华代表处仅剩总代表处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由其所代表的外资保险机构董事长或总经理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致中国保监会主席的申请书，申请将其总代表处变更为代表处。经批准后，原总代表处自行撤销
，并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第二十八条 代表处撤销后，凡设有总代表处的，由其总代表处负责未了事宜；没有设立总代表处或总代表处撤销的，一切未了事宜由其所代表的外资保险机构承担责任。
第二十九条 中国保监会对代表处实行日常和年度检查制度。代表处日常和年度检查内容包括：
（一）代表处设立或变更事项的审批手续是否完备；
（二）申报材料的内容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三）代表处工作人员的任用或变更手续是否完备；
（四）代表处是否从事经营性活动；
（五）中国保监会认为需要检查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罚则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代表处，中国保监会依法予以取缔。
第三十一条 代表处违反中国有关保险法律、法规及本办法，中国保监会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以下处罚：
（一）警告或通报批评、限期改正；
（二）没收非法所得；
（三）取消总代表、首席代表、代表或副代表的任职资格；
（四）撤销代表处。
第三十二条 代表处违反中国有关保险法律、法规及本办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要求提交的材料，除年报外，凡用外文书写的，均应当附具中文译本，并以中文译本为准。
第三十四条 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注册的保险机构设立代表处，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五条 经中国保监会特别批准设立的外资保险机构驻华办事处，比照本办法。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4月29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和1997年5月15日发布的《外资金融机构中、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暂行规定》及1997年7月30日发布的《〈外资金融机构中、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暂行规定〉补充规定》中有关保险代表机构、保险从业人员方面的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9年11月26日
　　近年来，不少法院为健全和完善司法的监督机制，尝试从社会上聘请监督员对法院的廉政情况、工作作风、司法公正等方面进行监督，并形成相应的制度。这些制度虽然名称各有不同，如特约监督员、特邀监督员、执法监督员等，但核心都是法院聘请人民群众担任监督员来监督法院，为此，笔者统一称之为特约监督员制度。特约监督员制度是人民法院强化司法权监督的重要创新，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价值导向下，优化制度安排，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特约监督员制度的价值

特约监督员作为法院加强监督、搭建群众沟通桥梁的制度创举，既展现了法院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积极态度，又承载着了解和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司法需求的重任。

（一）特约监督员制度是法院接受社会监督的主动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既包括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监督，还包括直接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为了落实和强化社会监督，法院主动建立起特约监督员制度，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法院工作情况，增强普通群众监督法院的影响力，有效提高了社会监督的力度和效果。

（二）特约监督员制度是促进法院工作完善的有效途径

人民性是人民法院的本质属性，司法为民是法院工作的基点。在新形势下，法院要更好地落实司法为民、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就必须掌握民众的要求，听取民众的意见。法院特约监督员制度就是人民法院畅通多元化民意表达机制的有益尝试，通过选聘具有代表性的特约监督员，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民众的司法需求以监督意见和改进建议的形式表达出来，促使法院进一步完善自身工作，更有针对性地满足人民群众最迫切最核心的司法需求。

（三）特约监督员制度是维护司法公信的重要保障

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要素。面对转型时期矛盾凸显的社会现实，人民法院引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普通民众组成监督员队伍，主动接受他们对法院和法官多方面的监督，并通过特约监督员向普通民众传导，将有助于缓解矛盾冲突，减少误解，树立人民法院公正、廉洁、为民的良好形象，成为司法公信力提高的重要保障。

二、特约监督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特约监督员通过不同的监督方式了解法院工作情况，并以监督员的身份对法院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也得到了法院的积极回应，为法院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思路和改进方法，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而，特约监督员制度在发挥“监督”职能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制度性问题。

（一）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外部属性有所欠缺

人民法院建立特约监督员制度，其目的主要在于强化法院的外部监督。然而，从当前人民法院普遍采取的制度内容来看，特约监督员制度外部属性不足。一方面，特约监督员制度主要来源于法院的自我完善，法院既是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发起者，又是被监督者，特约监督员履职更多地表现为协助法院的管理者对法院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特约监督员由法院聘任，作为监督者的监督员，对被监督者——法院的依附性，难以保障特约监督员在履职过程中始终处于超然的位置。

（二）特约监督员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手段

监督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监督者充分的监督能力，在现有制度下，特约监督员面临着监督能力不足的问题。首先，特约监督员的监督手段与途径有限。特约监督员不具有调查权，在当前违法的形式更加多样、隐蔽的情况下，作为普通民众的特约监督员很难获得全面、客观的监督信息。其次，特约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刚性”不足。由于特约监督员制度并非法定监督形式，其监督意见对法院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虽然大多实施这一制度的法院都规定了针对监督意见的答复义务，但意见是否被接受最终取决于法院自身，监督员对此缺乏有效制约。

（三）与其他监督方式未形成科学的制度协调

当前，权力的监督方式日趋多元化，不同的监督方式只有相互协调，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特约监督员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司法权监督方式，与既有监督方式的协调上尚有完善空间。首先是特约监督员制度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的协调欠缺。法院的很多特约监督员身份与代表或委员身份重合，容易导致监督性质的模糊和监督措施的混乱。其次是特约监督员监督与信访、投诉监督的协调欠缺。从实践来看，特约监督员提供的监督信息大多没有超越法院通过信访、投诉等渠道获取的信息，且对于后者获得的信息，法院同样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并给予答复，导致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功能有所消解。

三、特约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围绕特约监督员制度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我们需要对制度的主要内容进行统筹安排，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完善：

（一）优化特约监督员选任方式

法院特约监督员选任方式的优化是解决特约监督员制度外部属性不足的首要措施。具体来说，一是适度扩大选任范围。目前，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的人选主要是靠有关单位、组织推荐产生的，这种方式将选择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为更好地体现特约监督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选任中应向更大范围扩展，并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申请。二是探索人大主导等外部选任机制，提高制度公信力。为消除“自己监督自己”的质疑，特约监督员的选任可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或法院外的其他机构来主导，提高特约监督员的独立性。

（二）畅通监督信息获取渠道

充分的信息掌握是有效开展监督的前提。对于当前法院特约监督员获取监督信息渠道不足的问题，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继续推进法院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促使特约监督员更好地掌握法院工作信息，更好地发挥监督功能的有效途径。二是强化法院对特约监督员监督行为的配合。法院应进一步明确监督员在公民权利范围内的申请资料公开、访谈、旁听等渠道和程序，为特约监督员履职创造更好的条件。三是加强人大等有权机关对特约监督员获取监督信息的支持。对于特约监督员无法自行调查的线索，应允许其向人大等机关提出调查建议，由其依照职权开展进一步调查和监督，为特约监督员提供坚强的后盾。

（三）强化监督结果的制约力度

特约监督员对法院制约力量的薄弱已经成为其功能发挥的主要阻碍之一，也使得特约监督员制度在效果上与信访、投诉等社会监督方式相比缺乏明显优势，提升特约监督员监督意见的刚性效力是特约监督员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基于法律保留原则，未经法律授权的特约监督员并没有直接要求法院作出决定的权力。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程序建议权上考虑，即继续延续既有的批评、建议和要求答复的监督方式，但在监督员对答复不满意或法院拒绝答复时，视情况向相应的人大常委会提出处理建议，由人大依法予以监督，从而提高监督员的监督力度，确保监督实效。